“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王辉在北大光华学者沙龙上介绍，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数量与所占人口比例会阶梯性上升。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王辉介绍，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显著提升，但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差距；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却将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与养老机制尚未健全，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会更加棘手，其影响也会更加深远。
“人口老龄化将引发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劳动力缩减、资本积累不足以及社会保险、福利项目等财政负担增加。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需要动员大量国家财政与社会资源谨慎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会给我国处理老龄化问题带来更大挑战。”王辉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周羿指出，老龄化的关键指标是人口出生率。“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情况复杂多样，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育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约束条件也很不一样。放松生育限制对短期生育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长期效果仍需时间验证。”周羿说。
周羿认为，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变迁让生育机会成本增加，导致女性在生育后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有更大的下降，女性面临的“生育惩罚”强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男性出于社会和家庭压力也会在子女出生后增加劳动供给，努力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劳动力市场的生育惩罚等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政策和全社会的努力才能改善，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就能缓解的。” 周羿说。
王辉谈到，为遏制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子家庭进行税收减免或提供经济补贴、改善托幼服务、延长带薪产假、提供女性就业支持等。从目前的国际经验来看，相关政策必须能够切实解决当代社会生育、教育、养育孩子的高额成本问题，才能够有效提高生育意愿。
除了上述鼓励生育的政策，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采用的政策还包括延迟退休、跨国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但这些政策也面临着改革成本、财政压力、社会接受能力等各种限制与挑战。
周羿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前三年，约14％的男性和约22％的女性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会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在养老金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普遍。同期，家户消费支出上升了４％左右，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显著增加。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举措，王辉表示，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教育水平的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抵消由于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对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也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而调整，在城乡、地区间较为自由的转移与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成为新的热点。周羿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的有技术偏向性的创新，这使得高教育、高技能劳动者会从新技术中受益更多。同时，当市场有活力、有效率的条件下，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会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做出回应，从而在提高生产效率、应对人口变迁等方面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驱动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社会公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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